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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源性必须是越过了表象的对象才有可能，再由此而能论确定性（林安梧，2011年，第256页）。

因此，哲学的做法，最重要的是根源性，由根源性而确定性。例如，熊十力曾说：谓哲学建本立极，只是本体论，要不为过。

（二）依健全的精神领悟有情天下之情趣，使生命活动中所呈露的价值如美善爱等循序实现，底于完成。（同上）很显然，王阳明的良知不是基于对事实之超越探究而建构的事实本体，而是基于对价值进行超越探究所建构的价值本体。综上所述，作为载体性之存在的本体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：其一，本体是天地万物存在和变化之最终的根源和依据。（参见休谟，第509-510页）基于此，哲学的对象可区分为两类：一类是事实，一类是价值。不过，本心不是指与物相对的妄执之心，而是指超越的、绝待的本体之心。

也许，沿此方面进行深耕易耨，上遂于道，重开生源的愿望便可实现。换句话说，所谓一切物，实际上只是毕竟空、无所有的。就这一思潮的发展来看，牟宗三以其道德的形上学将其推至高峰。

1975-1979年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读本科。杨祖汉认为，儒释道三家的形上学均为实践的形上学，它们乃优长于知解的形上学的实践的学问。移与创，分明不是一回事，故为全盘外化之说者，是太消灭自家创造力，自暴自弃之徒也，创新者，更不是从无生有，……创新，必依据其所本有，否即空无不能创。二是批判的新儒学，为通过反思、批判牟宗三哲学以企求实现理论新创的向度。

即，它在继承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的前提下，就其所遗忘和轻忽的方面进行修补。35鹅湖学派对德业和学问没有偏执，在这两个方面均有所成就

他们肯定以心体、性体为核心的道德的形上学，主张由道德主体融摄一切文化活动，从而以道德精神为根基引导现代生活。就其不同之处来讲，它们分别代表着诸学者之特别的眼光。唐君毅、牟宗三似二程，奠定了这一门学问的基础，或者可以说是‘亨的阶段。参见冯友兰：《三松堂全集》（第2版）（第四卷），郑州：河南人民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4页。

他说：形上学而由实践以建立，可能是唯一能说形上学的路子，如此便见到儒（道释亦在内）家的形上学在世界哲学上应有的地位及其可能有之贡献。其三，通过对比中西政治哲学理论，论述基于性善论的民主政治之可能，阐述道德主体开出民主与科学的合理性与必然性。64 参见程志华：《由一心开二门到存有三态论——儒学之一个新的发展向度》，《哲学动态》2011年第6期。十几年来，他先后在台湾、美国、东南亚及大陆演讲1000多场，掀起了全球华人儿童读经的风潮。

1991-1995年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员，1995年起任研究员，并任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和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合聘教授、中山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。同时，它虽为崭新的言说，但它与第二种观点也不相同，因为它没有新的理论建构，只是强调发扬儒学已有的实际价值。

在牟宗三，他将康德认为只有上帝才有的智的直觉赋予人，从而把人提到上帝的层次。1976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，获学士学位。

具体来讲，这些共性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： 其一，在古与今之纵向的格局之下，注重儒学现代价值的挖掘，以为人类进步提供精神动力。如何面对人类共有问题以提出理论新创，进而在众多哲学学说中参与对话，均是后牟宗三时代儒学所不可回避的问题。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，1991年获得博士学位。77 参见王财贵：《文化熏陶、智能锻炼、人格完善——儿童经典诵读工程》，《吕梁教育学院学报》2007年第4期，第20-24页。36 参见蔡仁厚：《孔子的生命境界》，长春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，2010年，第319页。17 见张君劢：《新儒家思想史》，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559页。

1996-1997年任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，1997-1999年兼任所长。现任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。

在当代，台湾学界也形成了一个鹅湖学派，或称鹅湖系 3，这是一个以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 4和鹅湖人文书院 5为中心、以《鹅湖》 6月刊和《鹅湖学志》 7半年刊和《鹅湖学术丛刊》 8主笔群为主体的群体。81 王弼注、孔颖达疏：《周易正义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页。

22可见，牟宗三虽然在本体层面给现象我和认知我以确认和安顿，但它们并不具有独立地位，而是统摄于作为本体的真我。杨祖汉认为，儒释道三家的形上学均为实践的形上学，它们乃优长于知解的形上学的实践的学问。

亦可开出现象界，成就执的存有论。基于他对传统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系统诠释，有学者将他冠以继承之儒。50 参见林安梧：《儒学革命：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1年，第78-81页。1959-1962年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 39学习，获得硕士学位。

56此外，儒学能够对西方强势的但却是排他性的人文精神进行反思，可提供一种融合不同文化并消除冲突的理论倾向，从而实现多元文化的互相包容。因此，他们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重新为儒学定位，将儒学置于多元哲学的比照中，既正视儒家思想的优长，亦正视儒家思想的弱点。

现代新儒家概念最早由宋志明于1985年在中国哲学史年会上提出。总的看，尽管林安梧的划分不无道理，但它实际上确实有一定的局限性，即，它只从与牟宗三哲学的关系而言说，故未能彰显鹅湖学派诸学者学术思想的丰富性，从而也不能彰显这一学派所具有的义理走向。

由上述可见，鹅湖学派诸学者既有共同性的义理内容，亦有歧异性的义理主张。72 参见林安梧：《儒学革命：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1年，第295-298页。

二 鹅湖学派是一个跨越二代甚至三代人的学术梯队。蔡德贵说：蔡仁厚在当代新儒家中属于继承之儒。76 王邦雄：《中国哲学论集》（增订三版），台湾：学生书局，2004年，第316页。不这样地坎陷，则永无执，亦不能成为知性（认知的主体）。

他说：就哲学的本性而言，既没有古今之异，也没有新旧之分，应该是超越时代的。枝桠若不嫁接于根干上，不仅不能够存活，更谈不上发展。

惟有如此，儒学才能不仅获得自身发展，而且亦可为人类哲学做出贡献。因此，公元前5世纪这个巨人时代乃是一个轴心时代。

此《宣言》即是被学界所熟悉的现代新儒家宣言。在李明辉看来，护教一词本是宗教领域中的概念，通常指对宗教教条不加批判的接受与维护。